刘国忠：流散简帛资料的整理及其学术价值

20世纪以来，战国至魏晋时期的简牍帛书不断出土，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增添了大量珍贵资料，并促使简帛研究成为一门当代显学。然而，由于盗墓活动的猖獗，许多重要的简帛资料如楚帛书、上博简、岳麓简、清华简、北大简、安大简等，都并非通过正式的考古发掘获得，而是出自盗墓贼之手，并经过古董商人的多次转手倒卖，辗转播迁，历经坎坷。这些简帛材料在流散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破坏，简帛上的许多珍贵信息也因此遗失，甚至连这些简帛的真伪也一度成为了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话题。与此同时，一些不法之徒则利用学术界重视简帛资料学术价值之机，大肆仿制、伪造简帛(主要以简牍为主，也包括一部分的帛书)，到处兜售。一时之间，文物市场上假简充斥，不少学术机构和收藏家纷纷上当，这不仅使学术机构遭受了惨重的经济损失，而且其自身的学术声誉也深受影响。如何看待盗掘出土的简帛资料?怎样充分认识这些非发掘出土的简帛资料的学术价值?如何从事流散简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这些都是摆在学者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对于这些问题，我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考虑。

第一，我们应该注意到，由于盗墓活动的盛行，属于中国古代的许多珍贵文物已经且正在流散到世界各地。特别是最近三十多年来，盗掘活动的猖獗和文物流失的严重程度让人瞠目结舌，比如盗墓者在20世纪90年代对甘肃礼县秦公大墓的洗劫、对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的盗掘等，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让学者们痛心疾首。近年来广受海内外关注的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地，就曾在2011年春天遭到了盗掘，据说当时的盗洞已经深达14.8米，由于当地的一个电工上山检查线路时正好发现了盗洞，他随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由于发现及时，海昏侯墓地才得以幸免于难。据主持海昏侯墓地发掘工作的杨军先生说，当时如果再晚一天接到当地群众的报告，海昏侯墓很可能就要遭到盗墓贼的洗劫①，如果那样的话，该墓中的大批竹简和众多的精美文物又不知要流散到何方，这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例子。但是中国还有众多的墓葬和遗址遭到了盗墓贼的频繁光顾和疯狂洗劫。实际上，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包括商代的甲骨文、商周时期的众多青铜器如后母戊鼎、邲其卣、毛公鼎、散氏盘等，无不是因为盗掘才重现人间。文物的盗掘和走私行为造成了巨大的文化破坏，是一种可耻的行径，理应受到全社会的谴责与唾弃；不过，对于因盗掘而流散出来的文物，我们则应该理性看待。如果我们因为它们不是考古发掘品而一味拒之门外、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或者轻率否认它们的真实性和学术价值，那显然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会使许多珍贵的材料置身于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外，学者们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也势必会大受影响。在20世纪上半叶，章太炎等几位著名学者曾怀疑甲骨文的真实性，对甲骨文等资料摒弃不用，使得其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殊为可惜。当然，在利用这些流散文物之前，它们的真实性首先需要得到证实。因此，对于流散文物的鉴别工作一直是学术界一个沉重的话题。

第二，墓葬或遗址中有简帛材料的出现，本身的概率其实并不大。据湖南、湖北等地的考古工作者介绍，他们平均要挖一千座左右的战国至汉晋时期的墓葬或遗址，才有可能发现一座含有简帛的墓葬或遗址。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土地开发工作不断加大，简帛的出土频率也大大加快；而盗墓贼的疯狂盗掘，又使得简帛的流散越来越多。同时，一些不法之徒的制假和贩卖假简，又使流散简牍的真伪鉴别成为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为例，在清华简入藏之后，不少收藏家或机构曾经与我们联系，希望把他们收藏的简牍转手给我们，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数十次之多，然而经过仔细辨认，那些收藏家手中众多的“简牍”没有一批是真简，而是出自今人的伪造。即便是现在，如果有人有兴趣去北京的潘家园文物市场走走，那里兜售的“简牍”就非常多，甚至到了要多少有多少的程度，足见这一领域真伪混杂的严重程度。由于简牍的造假行为泛滥成灾，对于简牍真伪的鉴别方法也亟待加以总结。在我国，较早从事简牍帛书辨伪工作的学者，当属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胡平生先生。他在1998年曾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论文，对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王杖简的真伪进行了鉴别；后来在《收藏家》1999年第2期上发表《古代简牍的作伪与识别》一文，归纳了辨别伪简的四原则，即“质材与形制；书法与书风；文字与文章；来路与出处”；他还就有关问题于2008年10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国际简牍论坛、2009年3月在日本出土资料研究会山梨会议上做过专题讲演；后来他又写成专文《论简帛辨伪与流失简牍抢救》，发表于《出土文献研究》第9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总结和阐发。此后还有其他学者的一些关于简牍真伪的讨论文章，不过其深入程度尚不及胡先生的有关论作。

第三，对于非发掘品的简帛资料，其辨伪工作应当严格遵循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比如对于简帛材料年代和材质的测定，对于简牍的契口、编绳痕迹等的观察，对于简帛书写墨迹的检测，对于简帛书写特点和字体特征的辨识，对于简帛正面和背面各种信息的分析，以及对于简帛内容的全面研读等，都是我们判别简帛真伪的重要依据。最重要的是，简帛材料是以文字内容为主的资料，造伪者想要以假乱真，编写出两千多年以前的文献或档案资料而不露出任何马脚，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目前所见的伪简，其造伪方法不外是抄写古书、抄写已出土的各种文字材料或者是对上述两者进行一些拙劣的窜改；而伪简所使用的简牍材料、笔墨以及书写文字的特征等，也处处都会露出破绽，根本无法与真简相提并论。因此，伪简和真正的古代简帛之间其实是存在着天壤之别的，比较容易做出正确的判断。正如胡平生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从专业的眼光来审视，简牍的作伪一般并不很高明。”只要具备简帛学的相关素养和细致分析，假简还是能够得到辨识。特别是到了今天，随着学者们认识水平的大幅提高和科技检测手段的不断深入，造假的简帛材料在相关领域的专家眼里，基本上是无法遁形的。

第四，作为非发掘品的简帛材料，一旦经过学者们的细致分析和认真甄别，确定是真实可靠的材料之后，它们就具有了与正式发掘的简帛材料一样的重要性，需要进行细致的整理与研究。近年来几批非发掘品的简帛资料，最后是由数家高校和博物馆入藏，特别是相关高校入藏简帛资料后，往往利用和发挥高校学科众多、相关人才集中的优势，在简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可以清华简为例，具体分析流散简帛的整理方法。

清华简于2008年7月入藏清华大学，但经科研人员检测，竹简在流散期间由于没有得到科学的保护，已经出现了菌害霉变的现象，处境十分危险，科研人员随即展开了紧急的抢救性保护工作。这一抢救性保护工作的目标，是对清华简进行清洗、去污、去霉、杀菌，使清华简摆脱危险的处境，消除可能存在的任何隐患，从而为此后竹简的照相及日常保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清华简距今已经两千三百多年，在墓葬中一直被水浸泡，在地下水、微生物、酸、碱等共同作用下，竹简吸饱了水分，强度降低，竹材内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大部分降解，竹简朽软脆弱；不过由于水的存在，竹简仍能保持着完整的外形，但是轻轻一碰就有可能毁坏断裂。另外，竹简在地下水的浸泡过程中，竹简内部及其表面积累了很多无机物和有机物，一些污物甚至已经在竹简表面形成一层坚硬的外壳而很难去除。清洗工作既要去除竹简表面的污物甚至是污物结成的硬壳，又不能让字迹损坏，因此这一清洗工作要求工作人员精力高度集中，不能有任何的疏忽或闪失，否则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在科研人员的精心努力下，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竹简的抢救性保护工作最终顺利完成。

由于清华简在盗掘和流散过程中绝大部分的竹简早已散乱无序，基本上已经无法提供竹简排序的参考价值，只有后来被命名为《筮法》的一卷还保持着成卷的状态，因而十分珍贵。因此科研人员对于《筮法》卷的揭剥工作进行了全程的摄像，保存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于其他已经没有排序意义的竹简，科研人员不仅很好地在不损坏竹简的前提下完成了对它们的清洗保护，而且对于竹简上的一些特殊现象如残留的丝线、朽烂的丝带和编绳的痕迹等，也都想方设法予以保护，从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原始信息，为此后的竹简照相及编排整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竹简的整理与研究有赖于高质量的竹简照片。为了拍好清华简的图片，科研人员走访了国内多家高校及考古文博机构，了解当前竹简拍照的主要方法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摄影实验室合作，创造性地采用了一种新的饱水竹简拍摄法，圆满解决了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学术界的竹简拍摄中的光斑问题。拍摄好的清华简照片不仅颜色饱和艳丽，而且竹简与文字的颜色反差显著，从而完美地展现了清华简的效果，获得了学术界的交口称赞。清华简拍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后来在出土简帛的拍照工作中也得到了普遍的推广。

在随后进行的清华简整理工作中，最关键的环节是清华简的编连与排序。科研人员在充分了解清华简的特点之后，试图通过对清华简中的各种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来编连竹简②。这些信息主要有：

(1)简的长短和宽窄。清华简最长的46厘米左右，最短的才10厘米。就像书本有16开、32开一样，同一篇文章，简的长、宽会基本一致，因此可以先根据竹简的长短、宽窄等信息进行大致的归类。

(2)契口和编绳的位置。契口和编绳类似于书本的装订点，不同的书籍编绳位置也会有所不同，找到编绳位置再进行对比研究，也有助于竹简的编排。

(3)版式。清华简出自多位抄写者之手，不同的抄写者风格不太一样，有些简的抄写者喜欢“顶天立地”，不留页眉页脚；有些人则偏爱留白，天头地脚空白较多，这些特点也可以帮助工作人员进行分类。

(4)字体和字符间距。清华简的不同抄写者书法也很不一样，有的简字迹极其工整，有的则较为随意；有的简文字写得很大，有的则写得非常纤细；有的简字与字的间距较大，有的则十分紧密。这些风格也是分类的重要依据。

(5)篇题和次序编号。清华简的背面常常保存有一些篇题，比如有一篇在简背题名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其内容则是《尚书》的《金縢》篇。篇题往往书写在简文最后一支简的简背，竹简的抄写者往往会先对书写篇题的位置进行刮削处理，以便于书写。清华简中也发现了较多的竹简次序编号，绝大部分都写在竹简背面，且这些次序编号一般都写在竹节之处，书写之前已将竹节做了刮削处理。这些信息对于竹简的分篇、排序起了重要的提示作用。

(6)刻划痕迹。以往的简牍整理报告很少提供竹简的背面信息，因此竹简的背面情况学者们很少能够了解，北京大学的学者最早发现北大简背面往往有一些刻划的斜线，后来在清华简中也发现有同样的现象，竹简背面的划痕问题才第一次为学者们所获知，现已成为竹简编排时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7)竹节位置和竹简粘附物。竹简加工时，同一个竹筒加工出来的竹片一般都放在一起，因此抄写竹简时，同一篇简文所用的竹片往往关系非常密切。由于竹简的背面正好是竹子的蔑青那一面，可以很好地体现竹子的本来面目，因此科研人员可以通过观察竹简的背面特征来更好地看出各支竹简之间的相互关联。有时候竹简背面的粘附物也会对竹简编联有很好的提示作用。比如在清华简《算表》编连过程中，科研人员发现在简背粘有很多已朽烂的丝带，并在多枚简上留下了痕迹。由于清洗过程中科研人员非常细心，这些朽烂的丝线都得以完好保存。科研人员根据这些丝带残留物在各枚竹简中的相互位置，重新将其编联，现已取得了圆满成功。这一成功案例，更使我们认识到竹简各种信息所蕴含的重大价值。

(8)竹简收卷方式和反印墨迹。竹简是用丝线编连的，为了便于携带或存放，往往需要收卷起来，收卷的方法一般是以首简或尾简为中轴向另一端卷起，有时候也采用一种两侧先分别对折，再向中间对折的收卷方式。不同的收卷方式会使简上的墨迹反印在竹简的不同位置上，这些信息也非常有利于竹简的编连和复原。另外，还有学者指出，竹简背面的水渍形状等现象，也有助于我们判断竹简在墓葬伴生遗物中的相互关系。

(9)竹简内容。竹简内容是最重要的判断标准之一，以上所有对竹简信息的搜集分类，最后都要根据内容来进行调整、印证，以判断归类、编排、缀合是否正确。

与传统的简帛整理工作相比，当前通过整理流散简帛资料而总结出来的简帛整理方法，比以往的简帛整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方面有赖于新的科技手段的运用，另一方面就是充分重视对简帛各种信息的综合利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一再强调，竹简既是古代的文字载体，同时也是考古学的遗物。竹简的整理编连应当借鉴考古学中对出土文物的修复方法、综合出土遗物中的各种信息加以进行。这些年在流散简帛材料整理研究工作中，最为基本的一点，就是将简帛材料作为特殊的文物看待，将流散简帛材料的信息予以全面提取和细致分析。这种对简帛材料认识的进步，很好地推动了流散简帛整理工作的发展。北京大学的胡东波等先生曾发表了《简牍发掘方法浅说——以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室内发掘为例》(《文物》2012年第6期)，提出了对这些流散简帛资料进行“室内发掘整理”的概念，从中也可以看出考古学的方法和理论对于流散简帛整理工作的重要意义。

第五，目前，包括流散简帛材料在内的出土文献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古代文史研究的显学，但是我们对于当前研究工作的水平还要有清醒的定位和估计。每一批简帛材料都具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而且由于简帛材料是以文字为主，更容易与传世古书相对照印证，对于历史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学术史等学科的直接作用也会更加显著。但是我们目前对这些流散简帛材料的研究，还只是处在初级阶段。已经公布的几批非发掘品简帛中，楚帛书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即已出土，但其研究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一直到今天，学者们还在不断地推出新的研究成果，这部帛书对于战国时代数术的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博简的儒家著作、岳麓简的法制史材料、清华简的经史类文献和北大简的《老子》等书都是近些年才刚刚整理公布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启动，更需要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不能指望在短期内完成研究工作。

第六，近年来流散简帛材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有力地推动了简帛学学科的深入发展。当前，中国大陆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湖南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都购买和收藏了竹简，这些珍贵的出土材料对于这些学校人文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上述高校汇聚了各个学科的众多人才，在整理和研究这些非发掘品简帛资料的过程中，这些机构推陈出新，在简帛的整理与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突破。比如在竹简信息的提取方面，兼顾了竹简背面信息的提取，并注重将竹简背面信息的分析与竹简的整理、缀合和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在竹简的拍照、扫描和整理工作中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和方法；在人才培养方面开始形成了新的机制和培养模式等。更为重要的是，在推进非发掘品简帛资料的研究过程中，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安徽大学以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11家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建立了“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开展了众多协同创新研究工作，比如对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的重新整理，对于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的合作整理研究等。这一协同创新中心的建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简帛资料研究的面貌和格局，并将对这一学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发挥重大的作用。

【注释】

①参见“搜狐网”的报导：《海昏侯墓考古领队杨军：再晚一天墓葬就被洗劫》(http：//cul.sohu.com/20151217/n431658593.shtml)。

②相关内容可参看刘国忠《走近清华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孙沛阳《简册背划线初探》(《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李均明与赵桂芳《清华简文本复原——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二辑为例》(《出土文献》第3輯，中西书局2013年版)、萧芸晓《清华简〈算表〉首简简序及收卷形式小议》(《简帛》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贾连翔《战国竹书形制及相关问题研究——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为中心》(中西书局2015年版)等相关论著。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